转眼间到了夏天。
今年的夏天，太阳分外地毒，烤得路上的趟土冒着咝咝的白烟。猪呀鸡呀，一个个躲到墙根下去乘凉。热得无处藏身的老牛，嘴里扯着长长的黏糊糊的液体，赖得甩一下头。整个夏天，没有下过一滴雨，庄稼被太阳晒得耷拉下了枝叶，水渠上裂出了干涸的大口子。上游没有一滴水，全凭地下水在维持，机井已打到了一百多米，抽上两天就没水了，不要说浇庄稼，人畜饮水都成了困难。很显然，水的问题已成了至关重要的大问题。红沙窝村的人开始着急了，没有水，这不是要人的命吗？靠庄稼吃饭的农人们早早地就开始发愁了，像这样的光景，不要说收入什么，连各种费用都缴不起了。好在有锁阳的工程队和天旺食品加工厂做依赖，强壮劳力可以出去挣几个零花钱，姑娘媳妇们可以在食品厂挣一份工资。否则，还不知道这日子咋过，愁都能把人愁死。
水荒频频告急，县上组织了专家来考察，专家们考察完了，几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，土地负担过重，要适当地疏散人员，减轻土地的负担。这就意味着说，红沙窝村要向外移出去一部分人。消息传来后，红沙窝村沸腾了，这怎么行？我们祖祖辈辈生活了多少年，让我们当移民，这和当讨吃有啥区别？不去！不去！金窝窝银窝窝，不如咱的土窝窝。不去就是不去。不去了，也没有人强迫。可是这一年的收成却明显地不行了，连毛共肚算上，还抵不上交七七八八的费税，再除去投入，不但没有获到一分的利，还在倒赔。这就是说，劳作了一年，不但没挣，反而赔下了。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。这农民呀，有啥当头？没当头了，真的没有当头了。但是，你生来就是个农民，你不当，让谁当？收成成了这样，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有的人就想赖着不交税，但是，你想赖，也由不得你，镇上有的是办法。镇上让农村信用社给你放贷款，只要你签了字就行。贷款当成了税收，转到了镇税务所的账上了，贷款你就背上了，今年还不了，明年再还，一年又一年，旧的贷款还没还完，新的贷款又给你贷上了，而且利息给你越累越多。这日子，越来越没法过了，真是没法过了。
红沙窝村完了，没水了，不完也由不了它。水是人类的命脉，也是红沙窝村的命脉。命脉断了，想活也活不成了。沙子就想吃她。过去，沙子就想吃，东面的腾格里，西面的巴丹吉林，天上飞过来的沙，地上生出来的沙，都想吃她。那时，红沙窝还像个村，绿汪汪的一片，树木旺，水草旺，人气也旺。村子的周围，东有柴湾，西北有防护林带，风沙想吃，却吃不了。现在不同了，村子枯了，没水了，祁连山的来水被上游掐断了，地下的水被人咂干了，咂到了一百多米深，庄稼不够吃，人和牲口吃水也成了问题。村子的命脉一断，村子就完了。树死了，田枯了，地干了，沙起了。风一来，天上的沙与地上的沙连成一片，腾格里的沙与巴丹吉林的沙卷到了一起，就扬了来。扬过一次不算啥，扬过两次也不算啥，扬过几十次就算啥了，扬过几百次就更算个啥了。就这样，村子就被沙给慢慢地吃了。
到了冬闲，县上镇上来了工作组，开始给红沙窝的村民做工作。树挪死，人挪活，新疆那边我们已经联系好了地方，那可是个富窝窝，不愁没水，只愁你下苦不下苦，只要下苦了，就能过上好日子。并且，谁要是移民，政府还要发补助金，每一个人二百四十元。如果现在不移，等以后实在过不下去了，你再移，恐怕就没有这么好的优惠条件了。县上来的领导还说，过去，你想移，我们也不让你移，现在不同了，没有办法，地下没水了，你就得移。你不移，吃啥呢？喝啥呢？总不能活活等死吧？同时，新疆奎屯的接受方也有要求的，不是随便你想去他们就要。他们要求年龄必须在三十五岁以下，年龄再大的还不要。
工作组的工作做得很扎实，做完了，人心开始浮动了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知咋办。也有欠下税款多的，就想一走了之。于是大家私下里一串通，就串通了十多户。有了这十多户还不够，红沙窝村至少要移走三分之一，这就是说，要移走三十多户。工作组又开始做工作，走家串户，一家一家的了解情况，做工作，这么一做，真的做通了，又增加了二十多户，算起来，也就是三十多户了。这三十多户，就这么定了，让他们最后再在红沙窝村安安稳稳过个年，等过完了年，到开春再移到新疆去。
这些天来，杨二宝的心里也很毛躁。他的二娃天盼也报了名，决定要移到新疆去。田大脚每每提起，就哭哭啼啼起来，说一大家人过得好端端的，这一分，不知哪年哪月才能见上面。田大脚一哭，杨二宝的心就乱了。他何尝不是这么想的，何尝不希望儿孙绕膝？多年前，他雄心勃勃，投资几百万，想成为荒漠上的巨人，成为新时代的农场主，甚至还想到了将来怎么封子荫孙。可是，世态的变化发展由不得他，美好的梦想，就像肥皂泡一样，化作了一个个五彩缤纷的气泡，最终烟消云散了。前头的路怎么走，有些事儿是说不清楚的，真的说不清楚。既然政府让搬迁，就一定有搬迁的道理，走就走吧，不走，守下又能怎么样？他还是同意了天盼的决定，想去闯，就去闯闯也好。但是，一想到从此天各一方，心里还是免不了难过。想想自己，已经老了，不球中用了，只要儿女们能过得好一些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女儿女婿的生活还算可以，不用他担心，天旺的厂子虽然没有被关掉，但是，揽过了他的债务，还是有些吃紧，如果按过去的势头发展下去，也不愁还不了那点债，问题是，随着大环境的变化，将来也很难说得清呀。他最担心，最牵挂的还是天盼，到了新疆，还要安家，还要种田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咋渡过难关呀？
有些事儿，不能细想，细想了，越想越想不出来个眉目，越想越毛躁。过吧，别人能过去，他们也能过去。这日子，本来就是过出来的，而不是想出来的。
杨二宝心里难受，天旺的心里也同样难受。只是难受与难受不一样。作为兄长，他也不想让弟弟一家三口搬迁走，当听到天盼报名要迁移后，也曾有过一阵揪心的痛。回想自己，作为兄长，给予弟弟的关爱实在是太少了。天盼小的时候，有妈妈和姐姐庇护着，到大了，由父亲庇护着。到后来他办了厂子，天盼忙在农场里，两个人各干各的，来往都很少，更谈不上对他的关心。他甚至还在想，他对弟弟的关心还抵不上对小山东一家的关心。去年厂子被法院封了后，他让小山东走，小山东却不走，等一切趋于正规后，他想留小山东，小山东却要走了，说他回去后也想办个厂子，他只好送走了他。人生中，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来来往往，聚散都在一个缘字。小山东走后，他想让天盼过来干。可是天盼却不想到厂里来。天盼说，哥，你为家里承担了所有的债务，我什么忙都没有帮上，心里本来就感到惭愧，再给你添麻烦，这让我的脸往哪里撂？天旺说，看你说到哪里去了？我们虽然分了家，毕竟还是亲兄弟，怎能说这见外的话？天盼说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我还是种我的地吧。天旺一直想不通，天盼为什么这么固执，又为什么对他这么见外呢？后来他才知道，这都是他爹的意思。爹的主张很明确，生意上的事，最好不要在一块儿掺杂，掺杂到一起，日子久了，反而会生出许多摩擦，轻则相互怨恨，重则反目成仇。还是各干各的，谁好了，想帮了，给弱的帮一把，还有一份人情在，不想帮了，对方也没有怨言。搅缠在一起，本来没有矛盾的，将来也会有矛盾。天旺觉得爹的话也不无道理，既然如此，也就顺其自然了。
现在，情况发生了激剧的变化，天盼一家将要成为生态难民，迁移到遥远的新疆去。而他的厂子，完全可以容纳下弟弟一家三口人，他不得不再一次恳求天盼别走了，来到他的厂里来干吧。天盼说，哥，我已经想好了，还是上新疆去。不知你想过没有，地种不成了，你的厂子还能办多久？
这个问题天旺不是没有想过，他可能要比任何一个人都想得多，也想得远。从目前来看，货源还是很充足的，仅他的厂子，所需的农副产品远远满足不了这里的生产量，如果真的红沙窝村满足不了，他的收购范围将会逐渐扩大到整个沙镇，乃至周边的乡镇。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给了天盼后，天盼还是固执地说，我还是去闯闯吧，你不也是一步一步闯出来的么？老守在这沙窝窝里，也没啥意思。天盼的固执，又一次使他想起他当年出去时的坚定，一个人，当他去意已决，硬拉是拉不住的。既然如此，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他只有尊重弟弟的选择了。
天盼决意要去，挡不住，也罢了，可是，使他没有想到的是，酸胖也报了名，也决定了要走。这就是说，银杏和飞儿也得跟了去。这个世界上，他最牵挂的人就是她们母子俩，这一走，还不知哪年哪月再相见，更不知以后道路让她们怎么去走。他听到了她们要走的消息后，几乎有点粗暴地将银杏堵截村口说：“你不能走！”
她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他说：“到那里，要开荒种地，你只会放牧，没有受过农田地里的苦，现在让你冷不丁地去受，你能受得了吗？你受不了的，你会被苦坏的。我把你带到红沙窝村来，就是为了好照顾你和飞儿，你这一走，让我怎么照顾你们？再说了，移民区的教育也不太好，以后对飞儿的培养教育也有影响呀。”
银杏听了，便低了头，蝇蝇地说：“可是，他要走。我要不走，怎么办？”
天旺说：“你给他说清楚，你受不了那样的苦，执意不去，他能怎样？”
银杏说：“他说了，他不让我受苦，他说他一个人受就行了。”
天旺由不得叹了一声说：“这个酸胖，不知是咋想的，我去找他，和他再说说。”
银杏突然仰望着他，恳求说：“你别……别去找他，找也没用。”
天旺从她的口吻中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，他似乎觉得银杏有一种难言之隐，是不是酸胖欺负了她，或者有了他有了小娃后，对飞儿不好了？他的心不由一颤，厉声说：“你给我讲清楚，你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银杏幽幽地说：“没有，没有的。”
从银杏的语气中，天旺明显地感到了一种不祥，再看银杏，见她低着头，不敢正眼看他，而额角上的那块伤疤，还残留着一个青青的印记。他记得有一次，银杏上班来时，额角上挂了一块血疤，他曾问过她，那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酸胖打的？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，是她不小心碰的。当时他没有过多在意，心想酸胖疼都疼不过来，怕是不会动手打银杏的。现在想来，觉得这其中定有原委。如果真是酸胖动手打了银杏，他绝对不会轻饶了他。现在，当他又一次看到银杏的那道伤疤时，不觉有些怀疑，就紧逼银杏说：“那道伤疤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必须给我说实话。”
银杏这才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其实，这也怨不得他，要怪，只能怪我。因为……因为……我叫了你的名字。”
天旺说：“叫了我的名字咋啦？我的名字就是让人叫的，叫了我的名字就打你，哪有这种道理？”
银杏说：“不是的，不是平时叫的，而是……在那种时候叫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怎么就叫了你的名字。他生气了，说我跟他做事，还想着的是你，就推了我一把，额角碰在了炕沿上，碰破了。他平时，对我挺好的。”
天旺长吁了一口气。多情的女人啊，过错不在于你，也不在于他，一切的罪孽，都是我引起的。你忘不了我，我也同样忘不了你。我们只能把那份美好的感情永远的储藏在心底吧。无论怎样，一想起你要离开红沙窝村，要到遥远的天边去，我还是不放心。想到这里，便坚定地对她说：“过去的就过去了，我也不再说什么，可是，你不能到新疆去，说什么也不能去。我要当面给酸胖说说，你不能去！”
银杏突然央求他说：“你别……别去找他了，我求求你，别去找，找了也没用，反而……会让他生疑。”说完，一扭头，飞跑了去。
他无奈的长叹一声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又做了一件错事。原本的想为她遮风挡雨，没想到风没遮住，雨没挡住，反而却加重了她的痛苦。早知这样，何必当初？
三十晚上，杨二宝老两口早早地煮了一大锅肉，等着儿子媳妇孙子来装仓。每年的大年三十，他们都是在他家里来聚，儿子们要孝敬他，他要给孙子们发压岁钱。今年的年三十，却不同了，这是他们的这个大家庭最后的一次的聚餐，聚完了，天盼的一家人也就要远走天边了，再聚时，又不知是何年何月。一想起这些，老两口都闷闷不乐。
还不到相聚的时候，天旺一家三口就早早赶来了。天旺自然明白父母的心情不好，就想早早过来宽慰宽慰。
弟弟一家要走，酸胖一家也要走，村里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基本上都要走，一走就是三十多户，一百多口人啊。这给天旺带来了一次极大的震撼。这种震撼，是来自灵魂深处的，是涤荡心扉的。他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，生活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的人们是多么的艰难，一代又一代的人，一边在与风沙做着不懈的斗争，一边又要适应强烈的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，当他们从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中，慢慢寻找到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，试图从根本上摆脱贫穷时，却又遭到了大自然的无情的摧残。这就是东西部的差别，这种地域上的差别，注定了西部农民生存的更为艰难。尽管如此，他丝毫不后悔当初的选择，也许他所做的一切努力，在这日益恶化的大自然面前微不足道，但是，他至少尽了一个土地的儿子应尽的拳拳之心，即便有一天，真的被黄沙掩埋了，他也无遗憾。
父亲见他们一家三口来了，脸上一下有了喜色。他看到了父亲的喜色中，明显地少了几分自然，多了几分勉强。他知道父亲的心病还是在天盼一家上。为了使父亲开心，他只好故作轻松地说，爹，你别为天盼的事多想了，他要去，就让他去。去了，实在呆不下去了，他也就死心了，回来就与我一起办厂算了。父亲说，没想的，没想的。想啥呢？儿女们大了，谁的路还得谁走，我想也是白想。天旺说，这才是正主意，你和妈的日子过好，儿女们的事，你就少想些，想多了也没用。父亲说，说得对哩，这日子不是想出来的，是过出来的。过吧，日子嘛，就是这么个过法。正说间，天盼一家也来了，天盼的孩子早已上学了，天盼的媳妇见了人，还是先抿嘴一笑，然后指示他的儿子向爷爷奶奶、大伯大妈问好，在这问好的过程中，她的礼数也就一一地尽到了。
招呼打过了，好也问过了，一大家的人，再也找不到往年的大年三十的快乐了。谁的心里都明白，这将是他们这个大家庭的最后一个年三十日，这个年三十一过，也许将会成为永远的分离。肉上来了，大家闷闷地吃，吃过了肉，婆娘孩子们围着电视看了起来，他们父子三人喝了些酒，话才慢慢多了起来。杨二宝说，天旺、天盼，爹这辈子，想给你们铺摊个家业，但是，由不了人，最终不但没有铺摊开，反而欠了一屁股的债，让你们两个，一个承担了我的债务，一个又要背井离乡。想起这些，爹总觉得对不起你们。天旺和天盼听了，都来劝说，让他别放在心里去，他们都很年轻，前头的路还长着哩，他们会好起来的。说了好一阵，杨二宝的情绪才慢慢地好转了。田大脚听到了，就插话说，再别让你爹喝了，他盛不了酒了，喝上一点点，就由不了他了。杨二宝就说，谁说的？我只是对儿子说说心里话。田大脚说，大年三十，让大家高兴才是，说上那些有天爷无日头的话做甚？杨二宝一听，果然无话了。
这一年的春节，红沙窝村的人是带着心思过的年，过得都不愉快。好多人想到春节一过，就要离开自己的家园，心里无比难受，一喝上点酒，就上了头，不是呜呜地哭，就是说一些难肠话。其他的人听了，也就跟了难肠，仿佛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明天的影子，就有了一种兔死狐悲的悲凉。（未完待续）